吴挺忍辱负重，以自身的忠诚和能力逐渐取信于宋孝宗，很快便成为宋孝宗颇为欣赏的人物。然而，他却始终不能见信于虞允文。
自采石之战之后，虞允文获得了极高的声望。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虞允文特别倚重，先后任命虞允文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左丞相，虞允文于是逐渐成为南宋朝廷中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宋孝宗有感于南宋军政的隳败，决心整军经武，加强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以等待时机北伐中原。虞允文以其坚定的抗金意志和过人的才干，对宋孝宗的军事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他却对吴U乃至吴挺有很深的成见，认为吴氏势力在四川经营多年，有尾大不掉之势，如不加以限制，后果极为严重。
公元1172年（宋孝宗乾道八年，金世宗大定十二年），由于金王朝内部政治不稳定，暴动和骚乱时有发生，宋孝宗由此萌发了北伐的念头。九月，他将王炎由四川召回临安，而任命虞允文为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辞行时，宋孝宗向虞允文透露了自己决定在近期内举行北伐的意向，命令虞允文到四川后立即做好战争准备，听候出兵的命令，并与虞允文约定，说到时候“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1）。
然而，虞允文入蜀后，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举行北伐的时机还不成熟，不能在近期内贸然兴兵，便借口军需未备，迟迟不定进兵日期。这使宋孝宗感到很失望。
公元1174年（宋孝宗淳熙元年，金世宗大定十四年）二月，虞允文病死在四川宣抚使任上。虞允文的死，尽管使宋孝宗在近期内举行北伐的计划受到影响，但宋孝宗对金用兵、收复中原之心未死。在一时冲动下，为了加强四川军队的指挥力量，以便届时东西两线同时出兵北伐中原，宋孝宗反复斟酌后，决定让吴挺归蜀，担任兴州都统。
吴挺接到任命后，随即上奏朝廷，请求拨给专款，供他到任后按惯例犒赏将士。
六月，宋孝宗又下诏把37岁的吴挺由武昌军承宣使提升为定江军节度使。
回到阔别五年的四川，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吴挺并不因此而得意忘形，相反更加谨慎。《宋史》卷366《吴挺传》说他“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U故部曲拜干庭下，辄降答之，即失律，诛治无少贷”是完全可信的。
吴挺一到兴州上任后为了消除朝廷对他的猜疑，便立即上奏朝廷，要求将族属在部下任职者调位他路任职，以避亲嫌。虞允文、王炎宣抚四川时，曾大力抑制吴U一系势力。吴U旧日的一些部将趋权附势，翻脸不认人，以求得自保或升迁。这次吴挺卷土重来，这些人都惴惴不安，恐怕吴挺打击报复。但吴挺控制住感情，对过去的恩恩怨怨付之一笑，不闻不问，显得十分大量，使将士们为之佩服，从而稳定了局面。
宋孝宗让吴挺归蜀统领旧部，原本是出于用兵秦陇的目的。但吴挺到任后，这位君王亲率大军北伐中原的雄心却突然又冰消雪释了。这从四川宣抚司的兴废上可以得到应证。
王炎宣抚四川期间，与四川制置使晁公武不和。为此，宋廷子乾道六年（1170）索性宣布撤销了四川制置司，将其事权统并到四川宣抚司，以便使宣抚司权力更为集中，有利于战事的进行。
虞允文死后，淳熙元年（1174）三月，宋廷任命郑闻为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但到同年七月，宋廷又改任郑闻为参知政事，宣布撤销四川宣抚司，任命成都府路安抚使薛良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同年十二月，宋廷继以沈夏为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恢复了四川宣抚司的设置，而将接替薛良朋的新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改为管内制置使。淳熙二年（1175）六月，宋廷又改任沈夏为同知枢密院事，再次宣布撤销四川宣抚司，恢复了四川制置司的职权。既然不设宣抚司，也就意味着宋廷不再准备出兵作战了。
既然不准备用兵，利州路也于淳熙二年（1175）分为东、西两路，各自力政了。当然，这种分合也与吴挺与吴拱的相处问题有关。
分路之前，吴拱以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的官衔兼知兴元军府事、充利州路安抚使（3）。其后，吴拱又被提升为武康军节度使。如果不分路，吴挺理应受身为利州路安抚使的吴拱的节制。考虑到吴d后人与吴U后人的矛盾，考虑到吴挺的官衔和身分，宋廷分路而治的决定不啻为良策。
吴拱在兴元是有一定政绩的。为此，宋孝宗在乾道七年（1171）
敕吴拱省。四川宣抚司奏卿发卒助修兴元府渠堰宣力最多。……尔先臣暨尔叔父，皆以经武整军之暇，不忘务农重谷之心。卿既践世官，仍遵家法；率万兵而省徭役，缮六堰而固堤防；穿郑白之渠，在今奚愧；通褒斜之漕，易彼徒劳（4）。
然而在吴挺归蜀后，由干宋孝宗倚重吴挺，所以吴拱不免又受到了冷遇。分路不久，宋廷便命令吴拱提举隆兴府王隆、万寿宫，免．除了职务。隆兴府即今江西南昌。宋代的宫观官也领薪俸、计算资任，只是无实际职务，休养而已。淳熙三年（1176）初，宋孝宗又召吴拱赴阙（6），授予他右金吾卫上将军（6）。同年
随着吴拱离蜀，吴d一系就基本上退出了四川，而让位于吴U一系了。当然，吴挺的权力远非吴U。吴U除亲握兴州大军外，还担任着四川宣抚使，兴元都统司和金州都统司的部队也归他指挥。而吴挺则不然，仅领有兴州大军而已。
淳熙二年（1175）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后，吴拱提举宫观，兴元都统制即由原金州都统制郭钧担任（8）。而金州都统制则由于友担任（9）。并且，宋孝宗命令将关外四州中的凤州划归利州东路，由兴元都统司负责凤州防务（10）。这也就是说，以大散关为中心的川秦边境军务上兴元都统司负责，而兴州都统司则只负责以秦州为中心的川陇边境的军务。因此，兴元都统司的职权较前有了提高，而兴州都统司的职权则较前有所降低。而且，吴挺作为兴州都统制，他的职权是纯军事性的。没有政务大权，军事权力相形之下，不免减色甚多。
吴挺归蜀之初，尽管职权有限，但由于四川宣抚司的裁撤，却给他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宣抚司撤销后，其职权已由制置司代行，但实际上，制置司却难以行使宣抚旧有的职权。
南宋的制置使。负责节制某一地区的军政，初由统兵大将或安抚使兼任。绍兴和议后，除在四川设安抚制置使、在明州设沿海制置使之外，其余地区都已经不再设置制置使了。李心传说：
自休兵后，独成都守臣带四川安抚制置使，掌节制御前军马，管员升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州守贰。其权略视宣抚司，惟财计、茶马不与。又有沿海制置使，以明州守臣领之。然其职止肃清海道、节制水军，非四川之比也（11）。
然而，尽管四川制置使权力不小，但实际上它却仍是一个仰承四川宣抚使鼻息的官职。因此，宣抚司一旦撤销，它并不能在短时期内成为四川地区的最高政权机构。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对此十分恼火，曾上奏朝廷，说；“先是，以宣抚司权重，罢之，复制置司。而关外都统不关报事。宜公申审。”（12）这个关外都统即为吴挺。
对于四川宣抚司撤消后所出现的问题，史浩在其《不忘川蜀》一文也曾指出：川蜀六十余州，居东南四分之一，不可不思患预防。自罢宣抚司之后，制置、都统、
茶马、总领四司角立，不相管摄、亦不相下。一有警急，去朝廷万里，如何待得报应？当
是时，将谁节制之耶？制置檄，都统不服，则军禾必行；总领不应付都统钱粮，则军亦不
能行。是谓十羊九牧、一国三公。非有宣抚节制之，何以使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
（13）
正是由于宣抚司撤消后，四川实际上形成了制置司、都统司、茶马司、总领所各自为政的局面，吴挺才敢不把范成大放在眼里，不向制置司禀报军务。对此，范成大除了要求朝廷申严命令、或指责“吴挺颇失士心”（14）之外，对吴挺也奈何不得。
另外，四川宣抚司的裁撤，也增强了吴挺的财力，使他获得了大笔意外的收入。
四川宣抚司设有随军库、激赏库、抚养库、降赐库四大财库，屯积有大量的军用钱物。这些钱物，或来自总领所的年额拨付，或来自于朝廷的赏赐，或来自于宣抚司的各项创收经营活动。
吴U任四川宣抚使期间，曾积赞了大量钱物。因激赏和降赐二库属专款专用的财库，所以，这些钱物多于随军和抚养二库。吴U死时，宣抚司随军、抚养二库共有钱引八十九万缗，金五千三百两，银一万一千两，帛八千五匹。
其后，经虞允文、王炎的继续储积，收缴总领所的积蓄，到淳熙元年虞允文死时，宣抚司钱物又有所增加。两库共有现钱七百四十三万缗、金八千二百两、彩帛二万三千四百匹。另外，在鱼关，阶、成、西和、凤、洋、兴、利、金州、兴元府，大安军等十一处，宣抚司还有积粮一百余万石（15）。
淳熙元年十二月，沈夏出任四川宣抚使之时，宋孝宗诏令：“应于旧属军中场务并还诸军，宣司毋得取。”（16）这实质上是把宣抚司的利源分割给了各都统司。为此，沈夏大为不快。淳熙二年六月罢四川宣抚司，复命范成大为四川制置使。但分割给都统司的场务却一复归四川制置司所有了。三都统司中，兴州场务最多，吴挺因此发了横财。李心传说：“于是，吴挺己为兴州都统，制置司利源多为所擅。前后二十年，财帛不胜计矣。”（17）
这些旧属军中的场务多为酒场、博买务。吴U在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判兴州时，曾上奏朝廷说；“欲乞将兴州长举县鱼关酒场依旧令本司抱认。每月除课利合纳净利钱，将余剩息钱补都统司管辖将兵支用。”（18）吴挺时期，这些酒务的经营方式、以及收入的使用大致与吴U时期相同。至于博买务，则主要是以刺探情报和收取税钱为目的的。吴U曾在西和州设有威远铺、旧州铺、胜闾铺三个博买铺务。“吴U于彼处差官措置博买铺，以量收税钱为名，因而讥察奸细，探取彼界事宜。”到吴挺任兴州都统后，由于宋金议和，双方边境贸易往来增多，因此税钱的征收也较为可观，胜闾铺一年额钱一千道，旧州铺一年额钱九百九十一道，威远铺一年额钱一万七百九十七道（一道为一缗）（19）。类似的博买铺务，在兴州都统司所管州县内为数应当不少。
依靠这些军中场务的收入，兴州宋军的生活待遇有了明显改善，为吴挺重振吴氏旧威，提供了经济保障。在此前提下，吴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兴州宋军的战斗力。
吴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重振兴州大军的军威，是首先从骑兵建设上下手的。
蜀陇一带，较川秦一带，地势相对平衍，“平原浅卑，风埃千里，实骑兵用长之利”。在吴d统军时期，四川宋军据险以守，宋金交战又多在秦岭一侧，骑兵派不上用场，因此吴d对骑兵建设不太经意。到吴U统军时期，四川宋军势力增强，据险而出，改守为攻，宋金角逐由川秦一带转移到蜀陇一带，骑兵的强弱关系到战局的成败，因此吴U对骑兵建设尤为注意。
建设骑兵需要战马。南宋王朝的战马“悉仰于秦、川、广三边焉”（21）。其中，收买秦马岁额约6000匹，收买川马岁额约6000匹，收买广马岁额约2000匹。三种马中，秦马最为优良。茶马司在西和州的宕昌寨、阶州的峰贴峡设有买马场博买战马。买到战马后，发送到兴元府马务。然后，以50匹为一纲，计纲起发。或沿陆路，翻山越岭；或乘水路，泛江而下；将战马分送至各都统司和三衙军中。
四川三都统司按规定，应由茶马司照额拨给战马。但是，吴U为了得到精良的战马，便以金帛等物诱致蜀陇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来附，让他们耕牧沿边田土，并在宕昌添设互市，收买战马。这样一来，就直接影响了茶马司收买战马的数量和质量，但碍于吴U权势，茶马司也无可奈何。
吴U靠军中互市，多得良驷，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四川三都统司的战马，共有13000匹。其中，兴元都统司有2000匹，金州都统司有1000匹，而兴州都统司则有10000匹。吴U把兴州的万名骑兵作为战略部队，仅在并外四州配置了3000余名骑兵，而将6000余名骑兵留在兴州境内，归自己亲自掌握。在宋金第三次战争中，吴U的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西路骑兵遂雄天下”的美誉（22）。
乾道三年（1167）吴U死后，虞允文宣抚四川，即任命张松为都大提四川茶马，统一马政，奏请朝廷，下令停止军中互市战马。四川三都统司所需战马，统一由茶马司照规定数额拨给。于是，四川三都统司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便丧失殆尽。特别是兴州都统司，因骑兵数量多，所受影响也就特别大。
吴挺回到兴州上任后，买马一事给他的刺激特别大。他喟然而叹，公开宣称：“马者，兵之用也。吾宁罢去，不忍一旦误国重事！”（23）。他条具利害，向朝廷上奏，称军中市马已行之三十余年，有骑兵精强之效而无影响朝廷买马岁额之害。他说：
本司诸军战马，除茶马司得岁额纲马六百五疋外，例用诸军青草钱岁余于宕昌以来自行收买。自张松变更马政、禁之。合得岁额之数，亦支拨不及。乞许本司以青草钱依旧（于）宕昌、威远镇等处收买（24）。
淳熙二年（1175）
当时，暂时负责茶马司事务的李蘩对这个买马计划不大以为然。他上奏朝廷，说：“使岁七百而止，须争先拨尤，有妨茶马司岁额，况旁缘增多，不止是耶。请为管认（吴）挺所买之数，发往兴州。”然而，李蘩连续三次呈交奏章也不见朝廷的答复。李蘩又急又气，再次向朝廷上奏，指出吴挺的买马计划有七害，说：
乾道三年以前，吴U以买马夺御前、三衙岁额，故提举茶马官续v、张德远皆以罪罢。虞允文为之禁止，而后军费仅足。今而命挺，其弊复见。况两司竞买马，直必增，外骄羌夷，内耗国用。又，诸军青草钱乃马军资以目自，十年间托买马以拘收而实夺之，虽有旨给还，久未施行也。三边各有大屯，兴州一军独听买马。使皆援此为词，从之与？抑拒之与？诸军必并缘私贩，宣抚司必禁止。此必开二司之隙。况U护送鬻弓蕃客，以防抄掠，今挺乃担索吏人。须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牵制。臣反复思惟，无一而可是（25）。
李蘩的这道奏章仍然是石沉大海，宋孝宗对此根本不予理会。当然，他也并未因李蘩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处分李蘩，反而将李蘩提升为四川总领财赋，委之重任，以避免吴挺与李蘩在买马问题上再发生冲突。照理说，事情就此应该结束了。李蘩去理他的财，吴挺去买他的马，各不相关。但是，这件事情却并不如此简单。
李蘩，宇清叔，崇庆（今四川崇庆）人，进士出身。他从做官之日起，就一直在四川各地任职，当过县官，做过州官，担过知兴元府、利州东路安抚使等职。他是个很能干的财政官员，对政治也颇为留意，富于洞察力。
早年他任知眉州时，曾主持过在成都举行的科举考试。他认为吴氏家族世袭兵权必然导致蜀乱，于是便在科举考试的命题作文中，以“久假兵柄之患”为题，策问考生。其策问云：
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销大臣握兵之祸；以宪、武之烈，不能收藩镇握兵之权。危刘氏、歼唐室，鲜不由此（26）。
其后，忌恨李蘩的人将这道策问交给了吴挺。吴挺看后极为愤怒，与李蘩结下了不解之仇。这次买马事件，李蘩的举行实际上早已超越了马政问题。正如后来魏了翁所说：“时吴氏拥兵再世，公（李蘩）亦欲假是分挺之权，非但为马政请也。”（27）吴挺又何尝不明白这弦外之音呢？
尽管在买马风波中，李蘩的举动只相当于一块小石子丢进池塘里，没有激起波澜，水面漾起几圈涟漪后便平静了，可是吴挺却忘不了报复李蘩。
李蘩担任四川总领后，吴挺发现龙州（旧治在今四川江油以北）、剑州（治今四川剑阁）的军粮米粒粗黑，以为这是陈腐之米，便贸然上奏，讦告李蘩供军失职。宋孝宗批示后，将奏章转交李蘩，让他做出解释。李蘩一看就知道吴挺不识龙州和剑州的黑米，所以才闹出了这个笑话。于是，他不动声色，上奏宋孝宗说明黑米系土产，并呈报了黑米样品。宋孝宗很欣赏李蘩对此事的处理，称赞他说：“李蘩晓事如此！”这样一来，吴挺被李蘩搞得很狼狈。虽然宋孝宗没有过分责备他，可他自己却觉得丢了面子、下不了台。于是，他便开始闹起情绪来。
公元1177年（宋孝宗淳熙四年，金太宗大定十七年），吴挺上书皇帝，以奉养母亲为由，突然提出辞职，请求给予他一个宫观差遣。宋孝宗自然不会同意他的请求，于
昔卿伯父暨乃先臣继提蜀师，多历年所，厥有成绩，著于西陲。虽曰折冲之良，亦惟久任之效。卿选繇世将，肇敏前修。方整暇之有，岂闻燕闲之可议！况年才强仕，正发意于功名，百日奉慈亲，何害两金于忠孝？勉酬朕眷，毋费而辞。所请宜不允（28）。
在这道诏书中，宋孝宗特意提到“久任之效”。这实际上是告诉吴挺不要对“世袭兵柄”之类的指责在意。然而，吴挺却固执前请，连续上奏，请求宫观差遣。
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金世宗大定十八年）春夏之交，吴挺带着爱子吴曦动身去了临安，想入觐皇帝。行至半道，他便得到了宋廷授予他兼知兴州的任命。这件事很有意思。它说明吴挺入觐是自做主张，并未得到皇帝的允许，否则，半道上他就不可能得到任命。
既然吴挺是擅自入觐，所以他在得到任命后，仍固执己见，继续前往临安，并且上书皇帝，辞免兼知兴州，并坚持要求给予自已一个宫观差遣（29）。
檀自入觐原本是不准许的，可既然吴挺是在使性子，因此宋孝宗也就没有责怪他。
在宋代，皇帝向臣下赐茶药、腊药之类的是项惯例。不过，茶药、腊药的多少，以及盛药合子的质地优劣却是有一定之规的．体现着等级差异。例如，淳熙二年宋孝宗赐予马军司都虞侯王明、以及各都统司的都统、副都统银合腊药，供高级将领驱寒防病之用。其中，吴挺的是御合，药重五十两；而其它诸人的则是汝合，药重才三十两（31）。由此可见，吴挺的地位在当时南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中是最显要的。
宋孝宗召见了吴挺。有关这次召见的情况，史料甚少。不过，宋孝宗肯定是劝说过吴挺的。而吴挺则“悉以西边便宜为上厉言之”（32），要求给他以更大、更多的权力。对此，宋孝宗又满足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利州西路安抚使，把整个利州西路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
然而，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利州路自淳熙二年复分东、西两路后，于淳熙三年又合而为一。这次既然任命吴挺为利西安抚使，那势必又得将利州路再次分开了。于是，宋孝宗下令将利州路又一次分为东、西两路，以吴挺帅西路兼知兴州，以知兴元府程价充任东路安抚使。宋孝宗之所以不惜劳神费力地再次分路，是因为他一方面愿意给吴挺再增加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又不愿让他的权力过大的缘故。如果授予他利州路安抚使，那兴元都统司也就会归他节制。这样，吴挺的权力也就太大了。
在这次召见后不久，吴挺便挂着利州西路安抚使的新头衔，兴致勃勃地返回四川了。这次临安朝觐，吴挺把次子吴曦留在了临安，名义上说是服侍天子，实际上是让吴曦变相地留做了人质，以换取宋孝宗的放心。吴曦这年才17岁，官为文阶右承奉郎。宋孝宗为了表示对吴氏的恩宠，下令将吴曦的文阶右承奉郎改换成武阶武德郎（第36级武阶），并任命他为中郎将，充任侍卫。在以文易武之间，骤然将吴曦的官阶升高了若干级。后因有人反对，说这样违反了升迁的制度，宋孝宗方才将吴曦的官阶降了六级，改为武翼郎（第42级武阶）。
吴挺在临安时，曾向宋孝宗建议，说：“自昔营田之积谷实力，本以为便。今阶、成、西和、凤州并长举县营田乃反不同。以三年计之，所得才四万九千余缗，而所费乃一十七万余缗。乞令所属州县召民户请佃，却将军兵抽还归军，趁赴教阅。”（33）宋孝宗同意了。回川后，吴挺立即将此措施付诸落实，改变了过去营田经营不善的状况。
吴挺认为自己既然当上了安抚使，就必须对民政加以留意，办几件有利于百姓的实事。兴州座落在山拗之中，老百姓多依山建房，“据山蚁聚”。然而，这鳞次栉比的民房多系茅屋，一家着火，殃及四邻，火灾危胁极大。于是，吴挺说服民众，采取措施，将茅屋改建成瓦房，并将狭窄的街巷拓展成大道通衙，以防止发生火灾时火势蔓延而不可收拾。对此，兴州百姓感恩戴德，家家设有吴挺画像，“饮食必祝焉”（34）。
对于边境治安，吴挺尤为注意。由于宋金对峙，自秦陇至江淮，边境线绵亘数千里，所以多有强盗往来两界，在边境地区活动，极不容易捕捉，对宋金双方的治安均有影响。在川蜀秦陇边境地区，这个问题由于复杂山地地形的作用更显突出。虞允文宣抚四川期间，曾因在招降活动于商州和虢之间、拥有数万之众的金国大盗寇邻所部的问题上处理失当，而招致了朝廷的非议。吴挺担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后，改变过去不愿招降强盗的作法，劝说在西和州、成州、凤州沿边一带在金境和宋境来回打家劫舍的强盗投降，一次便收降了一股以杨广为首的强盗九十八人。吴挺见这些强盗少壮有力、有胆有勇，便依照过去收降强盗窦彪的办法，把杨广等人编入军中效力。对吴挺这种做法，宋孝宗尽管没有反对，但也不太高兴，下诏告诫吴挺：“自今如有似此作过之人。令收捕，依法施行。不得依前，援例招收。”（35）
尽管宋孝宗对招降一事不太满意，但他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并未真正限制过吴挺。而吴挺也利用皇帝对自已的宠信，阳奉阴违，继续在自己的辖境内招降强盗。淳熙十三年（1186），由于吴挺招收的强盗数目很多，宋孝宗认为他累年招收强盗，是销患于未形的良策，下令由学士院降诏奖谕吴挺。
吴挺深知维系边境治安，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内部稳定，严防苛政扰民。为此，他对关外四州的官员要求较严。淳熙十六年（1189），成州天水知县张孝友“非时催科迫扰，不能抚存，致人户逃窜北界”，给吴挺刺激很大。于是他奏报朝廷，将张孝友罢官，并追究了张孝友的上司知成州崔士威“失察”的责任，给崔士威予以“降一官”的处分（36），以儆效尤。
川陇边境地区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部落。要维护边境安宁，就必须稳住这些部落，让他们真正为南宋王朝效力。吴挺上于自上便生长西陲，又曾担任过沿边的军事指挥官，更得益于吴d、吴U长期培植的与少数民族部落的良好关系，因此他以封官许愿等形式拉拢了沿边部落首领。淳熙十六年（1189），金朝所控制的部族首领拶忽令聚众越过宋金边境生事，即被为吴挺所控制的龙家族都管包千设谋捉获。但是，宋廷只是薄赏了包千。引起包千的不满。龙家族居住在南宋边境的最北边。以前吴挺为了控制龙家族，便用利州西路安抚司的名义替包千借补了一个承信郎（第52级武阶）的低级武阶。吴挺也对朝廷薄赏包千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这次既然包千立了功，那朝廷薄赏显然就不妥当。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朝廷直接下令给四川制置司，让四川制置司承认包千原借补的官衔，并发给包千的任命状。宋孝宗同意了吴挺的意见，下令给“包千特加一官，令制置司出给付身”（37）。通过这件事，吴挺在川陇边境少数民族部落中的威信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吴挺作为安抚使，治理利州西路，可谓政绩平平；但作为都统制，编练兴州大军，可谓成效卓著。
吴挺就任兴州都统时，四川三大都统司共有官兵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人，军马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二匹。其中，兴州都统司共二有官兵六******，军马一万匹，可以说是四川军事力量的台柱。然而，由于军粮供应困难，兴州大军被迫分散驻扎在各州县，以减少粮食运输的困难。这就是所谓的“就粮”。由于就粮，兴州大军旧有的编制全被打乱，“漫不相属”（38），指挥起来极不方便。
公元1177年（宋孝宗淳熙四年，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吴挺上奏朝廷，要求重新将部队进行编组。他说：
所管前、右、中、左、后、选锋六军，共四十七将，额管马步军六******。缘就粮在十一州军并管下县镇等一十六处，共二十七处屯驻，更有了戌去处在外，周回二千余里。缘先来移屯、迁徙，致得军将分析地里，远近不相连接。每有行移，往返迂回，经数千里，下下累目，方应报。乞将所管军将，就近拨并军次称呼。
吴挺还将具体改编的方案呈报宋孝宗审阅。宋孝宗同意了他的方案，下诏命令兴州部队按吴挺提出的方案实行整编，规定“兴州驻扎御前诸军所管马步军六******，作前、右、中、左、后、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马（马疑为衍字）为名。每军计六******，差统制官一员、统领官二员。每将差正、副、准备将各一员”。
经过整编，兴州都统司所辖部队由六军扩成了十军，合理划分了驻扎区域：从最西北边头的皂郊堡到兴州，屯列五军――踏白军、摧锋军，选锋军、策选锋军、游奕军；在作为大本营的兴州，驻有两军――前军和中军；从兴州向西南，折至绵州，是分屯有三军――左军、右军和后军，首尾呼应，井井有序。
由于整编，兴州都统司的六军扩充至十军，各级军官的名额也就相应增多。然而，吴挺选练严密，不容虚滥。“其本军统制十员，缺三员；统领二十员，缺九员；正将四十七员，缺十一员；副将四十七员，缺十七员；准备将四十七员，缺十一员；部将九十四员，缺四十三员；队将一百四十员，缺二十九员；队官一千三百六十一员，缺七百五十一员”。对于这些缺员，吴挺采用“差人兼权”的方法，让略低于此级别的军官代理其职务，既保持了军官的精良，又节省了大笔军官薪俸，而且便于选拔******军官。二十年后，监察御史姚愈还对吴挺这项措施赞不绝口，说他这样做，只算经济帐，就“岁省总领所钱粮几五十万缗”（40）。
整编完成后，吴挺又大力营缮堡寨，修复和修筑了皂郊堡、合水寨等重要的军事要塞。
皂郊堡原属秦州，位于山山口，控扼着祁山道的冲要。“为蜀捍蔽，距虏境三里”。早在吴U时期，皂郊堡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成为宋军进攻秦州的出击阵地以及宋军抵御金军的******道防线。隆兴二年（1164），金军乘宋军德顺撤军兵败之机，进攻秦州。皂郊也被金军攻陷，遭到严重破坏。宋金隆兴议和后，由于宋方官员惧伯金方指责，害怕背上破坏和约、挑起边境争端的罪名，因此一直不敢重建皂郊堡的军事设施。吴挺认为如不重建皂郊堡，将来宋金战争再度爆发时就会受制于金军，于是秘密加以营建，使皂郊堡恢复了军事要塞的功能。此外，他还命令部队在成州的合水寨，修建了三处堡寨，声势相接，使之成为祁山道上抵御金军进攻的第二道防线。但是，合水要塞缺水，难以对付长期围攻。于是，吴挺便命令部队掘地找泉，终于建成了十四眼水井，解决了这一难题。通过吴挺的长期经营，皂郊与合水所构成的祁山道防御体系日趋严密，号称“金汤之固，足以瞰秦壤而护蜀门”（41）。
吴挺构建皂郊和合水要塞，说明他仍然承袭吴U的战略思想，把用兵的重点依旧是放在蜀陇一线的。这种战略思想与宗孝宗格格不入。当初，吴U攻取德顺后，捷报飞传临安。宋廷为之振奋，而史浩却不以为然。他指出：“诸葛亮出师，必攻陈仓及d，即今之凤翔。得之，则可窥长安。高祖出汉中，正此道也。姜维舍此而多出陇西狄道。临洮得之无益。今乃蹈维覆辙，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谕其归。”宋孝宗大以为然。（42）不久，因为一桩偶发事件，吴挺遂与宋孝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自隆兴和约以后，宋金休兵罢战，但是却并未消除敌对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双方都为之紧张。淳熙十年（1183）。周必大上奏说：“白气自西南亘天，宜为兵备。”宋孝宗初不以为然，说；“日脚之气，冬常有之。”周必大又坚持自己意见，说：“此日官相宽之词，然有备乃能无患。”（43）宋孝宗于是也紧张起来，立即以“元字号御笔”，称金人即将来犯（44），命令四川三大将“密陈出师进取利害，以备金人”（45）。
接到皇帝的诏令，吴挺与兴元都统彭杲、金州都统傅钧都立即写下奏报，分别上奏，陈述自己用兵的方略。
彭杲拟以兴元大军以重兵守大散关，扬言夺取和尚原，以牵散金军；而实以奇兵进取凤翔，合兴州大军进占秦陇；而金州大军则出商虢，并以重兵取大庆关及潼关，中断金军后援，以利全面收复关中。
傅钩拟以兴州大军出大散关，取和尚原，占领宝鸡，与金军在凤翔一带相持；而兴元大军与金州大军合军，乘虚攻击长安；并间遣奇兵据潼关，取陕州，烧大庆桥，以阻绝金军。
而吴挺的计划却与两人迥然不同――
合取要地，无逾长安、凤翔、德顺。若取凤翔，则出师凤州散关；若取秦州、德顺，则出成州皂郊。又，金州之师可出上津，进取商虢，以窥长安。但敌之虚实，今未可预定。以臣管见，虽将来一路当先，亦须三路俱进以为之。
金自用兵以来，前后犯蜀皆由凤翔、秦州两路。凤翔之兵，经宝鸡和尚原；陇右之兵，经秦州。若破宝鸡和尚原，便可进援凤翔，因粮进取长安；若破秦州，即可直据德顺，则泾原、熙河、秦凤三路皆为我有。
敌或为恃五路粮食，深沟高垒，以不战屈我。当此时，止可固守原堡，然后设方略攻其所必救，以致敌。
敌中平日无事，兵皆屯长安、凤翔一带，秦凤、熙河、泾原三路屯兵极少。今我兵出戌，彼已不疑。若以更戌为名，合并外所屯之众，自皂郊直趋秦州，止三十里，一日可得。既得秦州，至德顺才二百五十里，五日可复。彼凤翔虽觉，事已济矣。其余熙、巩、兰、会，全无守御，量遣人兵既可抚定。若凤翔无援，可逆击破之（46）。
在奏书中，吴挺提出“以更戍为名”，集结军队，偷袭金军。但他所拟定的军事计划，与吴U进攻陇右并无异样。宋孝宗读过吴挺奏报，对此极不满意。他提笔给吴挺复信说：
比览卿来上关陕地图奏陈：“敌兵平昔皆屯长安、凤翔一带，秦凤、泾原、熙河三路屯兵极少。缓急欲合关外所屯之众，自皂郊直趋秦州，次攻德顺，其余熙、巩、兰、会等州全无金人守御，量遣人马即可抚定。若敌兵来援，当逆击破之。”
以若卿言，恐异日未为得计。寻检会吴U、王之望所奏前后累章，备见辛已出师秦州、德顺，舍重取轻，首尾失据，援辽远，几失川口。费我全力，竟致无功。致令王彦、吴拱荆襄控扼，会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也，故辙可复蹈哉？
今蜀门重兵己隶于卿，次则兴元，次则金州。异时，卿等当谋会三路之师，以奇以正，进则攻取敌兵要害之地，守则以固我襟带之冲。卿更宜审取良谋，勉思成绩，勿以向时―时之误一为后事之戒（47）。
实际上，这次只是一场虚惊而已。不过，通过这桩偶发事件，倒是暴露出了吴挺与宋孝宗在用兵重点及方向上的根本分歧。时隔不久，两人在“花装”和“纯队”问题上又有了矛盾。
吴挺练军，传承吴d、吴U之衣钵。四川宋军的战斗编队，过去一直是采用“纯队”。即以队为单位，或纯用弓弩，或纯用戈戟。前面的那场虚惊以后，宋孝宗便下令，让四川三都统司部队全部改用“花装”的战斗编队。即将弓弩手和戈戟手混编为一队。吴挺对此极为不满，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对于吴挺的不满，宋孝宗似乎也有所察觉。淳熙十一年（1184）九月，他下诏问吴挺：“闻陇蜀向来军阵多用纯队。近易花装。二者孰便？”
吴挺奏报：“何军用师，惟尚整肃。其花装队未战先已错杂。”
兴元都统彭杲奏报：“四川诸军，昨日绍兴之初，团结皆为纯队。以五十六人为队，止是教习纯队事宜。兵刃相接，取便应用。”
金州都统傅钧奏报：“陇蜀山川，平陆少而险阻多。两军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须纯用弓弩。狭隘相遇，则纯用戈戟。缓急，全队呼索，易于应习。”（48）
既然四川三大将都一致肯定纯队而反对花装，宋孝宗也就尊重了他们的意见，取消命令，下令四川三都统司部队依旧改用纯队。
公元1185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夏仁宗乾v十六年）四月，宋廷得到一份报告，称“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49）。这不禁又激发了宋孝宗这位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皇帝那压抑了十几年的雄心。
所谓故辽，这里是指西辽。公元1123年，在辽王朝即将被金王朝攻灭的前夕，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兵西走，在辽朝的西北重镇可敦城招集各部落的力量，重建起一支嫖悍的骑军。大石通辽、汉文字，在辽朝曾为林牙（翰林）。他率劲骑继续西行，并于公元1131年自立为帝，史称西辽。西辽最后在虎思斡尔朵（故址在今吉尔吉思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定都，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强大王朝。公元1143年，大石病死，皇后塔不烟执政。公元1151年，大石之子夷列即位。公元1164年，夷列死，其妹普速完执政。公元1178年，夷列次子直鲁古即位，统治西辽。大石时期，曾派出一支七万余骑的大军东征金国，然而道途多阻，进至和阗后便不得已而退军。其后，西辽便断绝了东征之想。
公元1185年是直鲁古即位后的第八个年头，也是西辽的多事之秋。宋孝宗得到的情报完全是一份虚妄的报告。其情报来源应是四川方面从西夏那里得到的。如果这样考虑，那吴挺就与这份情报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当时宋孝宗得到这份情报后，异常激动，立即给吴挺与四川制置使留正下了一封密诏，让吴挺与留正商议，准备配合西辽攻势而出兵北伐。幸好当时担任枢密使的周必大还很冷静，劝宋孝宗不要轻举妄动，“但当严备，随机应之”（50）。不久，此事便得到证实，纯属子虚乌有。
尽管如此，宋孝宗却仍不甘心。淳熙十三年（1186）四月，他又诏令吴挺，让他与西夏方面进一步取得联系，结交西夏。这时。留正已被召还临安，而新任四川制置使赵汝愚还未入蜀，因此宋孝宗便让吴挺一手承办此事。然而，《宋史》卷486《夏国下》却载：“当时议论可否及夏人从违，史皆失书。”由此可见，吴挺结交夏国没有获得什么进展。宋孝宗从此也就不再做北伐之梦了。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他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仪式，正式将皇位禅让于第三子赵，自己退位做了太上皇。
赵即宋光宗。他缺乏他父亲那种矢志收复河山的壮志，因此，吴挺这位三世为将、一柱擎夭的武将对他来说，不仅已失去政治价值，而且反倒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不过，在他即位之初，还不便硬与太上皇做对，所以对吴挺仍示以礼遇。于吴挺的官爵已积至检校少保、定江军节度使、武功郡开国公，所以宋光宗便下诏特授吴挺为太尉（51），并且“赐内府珍奇，以示殊礼”（52）。
这时，吴挺已是病魔缠身。但他强行支撑着，照常处理军政事务。西和、阶、成、凤、文、龙六州的军器制造比较落后，他便想法节省开支，筹集钱物，招集工匠，创立作院，制造军器。《世忠保蜀忠德碑》称：当时六州作院制造的殳、矛，戈、盾、弓矢、甲胄、麾旗、毡裳等军械装备数量极多，“时久积如丘山”。
兴州东北有两条谷水，每值山洪暴发，往往威胁到兴州城的安危。于是，吴挺组织人力，修建了两道大堤以阻遏山洪。绍熙二年（1191），嘉陵江水暴涨，水发入城，漂浸居民，致使兴州军民共有3492户、19209人遭到灾伤损失（53）。吴挺一面赈济灾民，一面又组织人力，修建沿江防护长堤，以保证兴州城的安全。
公元1192（宋光宗绍熙三年，金章宗明昌三年），四川制置使赵汝愚被召归临安，宋廷任命户部侍郎丘为焕章阁直学士，出任四川制置使。这时，宋光宗与太上皇帝宋孝宗的矛盾加剧，父子两人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不愿见面。在这种背景下，丘的到来，对吴挺是极为不利的。
吴挺在归蜀之初，就与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不和，并与李蘩搞得关系紧张，水火不容。其后，他吸取了教训，“贵重待宾客”，尊重文官，以改善文武之间的关系”（54）。然而，由于唐朝藩镇割据的深刻影响，宋代的士大夫对武将的权力似乎都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认识，即认为大凡武将权力过大就必然会尾大不掉，甚至反叛朝廷。因此，他们大多主张抑制武将权力。这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自一种政治观念。
从留正出任四川制置使起，继任的赵汝愚、丘等人都是强烈要求抑制吴氏势力在四川发展的人物。《宋史》卷391《留正传》称留正任四川制置使之时，“虑吴氏世将，谋去之”。《宋史》卷392《赵汝愚传》称赵汝愚早在宋孝宗淳熙年间便对宋孝宗说：“吴氏四（三）世专蜀兵，非国家******，请及今以渐抑之。”但由于宋孝宗对吴挺深信不疑，对这些意见并不太在意。
宋光宗即位后，情况便不同了。留正、赵汝愚都高居庙堂，太上皇宋孝宗受到宋光宗的排斥，已不能遥制朝政，因此留正等人要求抑制吴氏的言辞也就格外强硬起来。绍熙三年（1192），当赵汝愚初召归临安、宋廷在讨论四川制置使的人选时，左丞相留正煽动说：“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55）于是，在留正的一力主持下，宋廷便派遣丘出任四川制置使，以抑制吴挺。
丘“素以吴氏世掌西兵为虑”（56）。他出任四川制置使是负有秘密使命的。因为此时宋廷已得到报告，说吴挺病情严重，已经快近死期了。丘离开临安赴任之际，利用陛辞的机会，还特意告诫宋光宗，说吴挺死后，朝廷千万不能再把兵权交给他的儿子了。宋光宗深以为然。这样，吴挺又面临着吴U临死之时的那种难堪的处境，受着深深的煎熬。
公元1193年（宋光宗绍熙四年，金章宗明昌四年）春，吴挺料定自已的病情已无好转的可能，便上表请求致仕。宋光宗等人喜出望外，赶紧下诏宣布：“太尉、定江军节度使、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兼知兴州吴挺守本官致仕。”（57）五月，吴挺病死，享年五十有六。宋廷得知吴挺死讯，下令特赠吴挺少保。其后，又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谥武穆（58）。
（1）《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2）《宋会要辑稿兵》二0之29。
（3）《文定集》卷8《吴拱辞免恩命不允诏》。
（4）《文忠集》卷110《奖谕吴拱诏》。
（5）《文忠集》卷107《吴拱辞免召赴行在不允诏》。
（6）《文忠集》卷110《吴拱上表辞免恩命不允，仍断来章批答》。
（7）《文忠集》卷112《赐吴拱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告》。
（8）《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22载：“（淳熙元年）
（9）《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13。
（1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4，淳熙十四年三月辛酉记事。
（1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制置使》。
（12）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P57。
（13）《峰真隐漫录》卷9。
（14）《诚斋集》卷120《王淮神道碑》。
（1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四川军粮数关外积粮数》。
（16）（1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绍兴至淳熙四川宣抚司钱帛数》。
（18）《宋会要辑稿食货》二0之22。
（19）《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14。
（20）（23）（32）（34）（41）《世忠保蜀忠德碑》。
（21）《宋史》卷198《兵十三马政》。
（22）（38）（52）《宋史》卷366《吴挺传》。
（24）《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13。
（25）（27）《鹤
（26）《宋史》卷398《孪蘩传》。
（28）《文忠集》卷108《赐吴挺乞除一宫观差遣不允诏》。
（29）《宋史》卷366《吴挺传》、《世忠保蜀忠德碑》均将吴挺擅自入觐的时间记为“淳熙四年”；《文忠集》卷108《赐定江军节度使、侍卫亲军上军都指挥使、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挺辞免兼知兴州恩命，乞检会累奏、除一宫观差遣不允诏》明确记有这道诏书的颁发日期，为“淳熙五年六月十四日”。因此，“淳熙四年”显然是误记。
（30）《文忠集》卷112《淳熙五年六月二十日，抚问吴挺到阙并赐银合茶药》。
（31）《文忠集》卷1ll《赐侍卫马军都虞侯王明并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挺、郭刚、皇甫倜、鲁安仁、郭钧、李川、郭棣，御前诸军副都统冯湛、韩宝、张荣、张宣、于友、明椿银合腊药敕书》。
（33）《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154。
（35）《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32。
（36）《宋会要辑槁职官》七二之54。
（37）《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二之12。
（39）《宋会要辑稿兵》六之2。
（40）《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71。
（42）楼钥；《攻集》卷93《史浩神道碑》。
（43）《攻集》卷94《周必大神道碑》。
（44）《文忠集》卷147《兴元彭杲奏》。
（45）（49）《宋史》卷35《孝宗三》。
（46）《文忠集》卷147《兴州吴（挺）奏》。
（47）《文忠集》卷147《录白付吴挺御笔》。
（48）《皇宋中两朝圣政》卷61。
（50）《攻集》卷93《忠文耆德碑》。
（51）《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14。
（52）《宋会要辑稿瑞异》三之17。
（54）《攻集》卷91《杨玉休行状》。
（55）《宋史》卷391《留正传》。
（56）《宋宰辅编年录》卷20，开禧二年记事。
（57）陈傅良：《止斋集》卷13。
（58）《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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