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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科举儒林叛逆--全椒吴敬梓家族
发布日期:2020-05-25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0
第十八章 科举儒林叛逆--全椒吴敬梓家族

科举儒林叛逆

--全椒吴敬梓家族

清代已走向衰败时期,全椒吴氏家族,因吴敬梓及其不朽之作《儒林外史》而蜚声中外。吴敬梓出生于曾是钟鸣鼎食的全椒吴氏大家族,至其父家族已显现破败之相,但深厚的家学渊源仍赋予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家族的衰败,生活的落魄,又使他深入民间,了解民生,洞悉社会丑恶,形成了叛逆性格。一部《儒林外史》以犀利的笔锋,揭示了社会的虚伪与黑暗,推动了讽刺文学的发展。

(一)家族渊源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后又自号秦淮寓客,晚年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县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远祖在明朝因为跟随永乐帝"创业"有功,曾赐食千户,封邑江苏六合(县),后从六合迁居全椒。先务农,后行医,至清初,有半个世纪的"家门鼎盛"时期。曾祖辈"兄弟五人,四成进士",曾祖吴国对是个八股大家,诗赋也做得很好,在顺治十五年登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由编修做到侍读。那时吴家锦衣玉食,宾客如云,奴仆成群,"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荣华富贵,极迈顶巅。祖父吴旦是个监生,做过州同知,死得很早,他的伯叔祖吴晟、吴呙,一为进士,一为榜眼,当时都极负文名。到吴敬梓父亲时,家道开始衰落。其父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的教谕,为人方正耿直,安于贫困,不慕名利,平时很少与人交往,这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

(二)科举叛逆

吴敬梓生长在一个渐趋衰落的"名门望族"里。家庭环境使他从小便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他曾浏览"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尤其爱读各种野史笔记、禁书秘本,从中接受了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中批判社会黑暗的优良传统。学习用功,加之聪颖过人,为吴敬梓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跟随父亲到江苏东北海边的赣榆。行千里路破万卷书,远方游历使吴敬梓大开了眼界,扩展了胸襟,丰富了艺术创作的想像力。

"科举世家"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很自然地使吴敬梓踏上了科举为官的道路。他十八岁考取秀才,二十九岁到滁州参加科试和乡试,并通过了科试。像他这样的有才之士,在滁州的乡试中却被黜落,而很多不学无术的人,反而高中。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使吴敬梓内心充满了愤懑。此后,他便无意于科举。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应博士鸿辞考试,被他以病推辞,从此不再应科举考试。

吴敬梓原本是个"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败落世家子弟。又"素不习治业,性复毫上,遇贫即施",加上生活道路的坎坷不平,更是挥金如土,与朋友常"倾酒歌呼,穷日夜"。吴敬梓二十三岁丧父,他虽承袭了父、祖"二万余金"的遗产,但不出十年,竟把这些家产都卖光了。为此,他遭到乡邻的鄙薄与嗤笑,被视为吴家******个败类,"乡里传为子弟戒"。但是,吴敬梓却并不以此为辱。他有理想,有主见,认为自己的行为高洁奇伟,依旧我行我素。

三十三岁那年,吴敬梓怀着愤懑之情,离开全椒,移家南京,住在秦淮河畔的白板桥西。这时,他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但他对那些惟利是图的官僚、士绅、商人,仍投以蔑视的目光,而每天与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贤达之士"登高舒啸,临流赋诗"。另外,他还常同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乐工、戏子、歌女等在一起"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定居南京后,吴敬梓先后到过安庆、芜湖、苏州、杭州等大江南的许多城市,晚年在当时东南一带文化和经济中心的扬州也住过一段时问。他广交朋友,其中不乏经学家、考古学家、诗人、画家、数学家、天文仪器研究者等,多数为学有专长而不属意于功名的朴素士人。这就为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中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等淳朴可亲的形象提供了原型。

为了倡捐修复"先贤"吴泰伯祠,吴敬梓卖掉了最后一点财产--全椒的老屋。此后,他的生计更加艰难,靠卖文和亲友的周济生活,有时因无米下锅不得不把几本旧书拿去换米,冬天苦寒,他既无酒食,又无御寒之具,为了取暖,他或一个人在秦淮河北岸,穿着破旧的长袍,翘首行吟,散步到古台城诸山返回;或邀五、六个朋友,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墙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至天亮,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此,谓之"暖足"。生活尽管如此艰辛,但他从未向贫困低头,而是更加专注于读书写作,越到后来,他的学业越精,文选诗赋,挥笔立成。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鸿制《儒林外史》正是在这一最困难的时刻创作完成的。

1754年,吴敬梓作客扬州,为御寒饮酒,竞突患痰涌,不治而殁,结束了孤峭凌厉的一生。

(三)不朽之作

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清王朝在军事政治上逐步取得成功,其文化专制也日益加深。文人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衷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吴敬梓在清代文网森严的情况下,假托描写明代的事情,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当时所谓"承平时代"的表面繁荣的假象,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其内部黑暗糜烂,污秽不堪的真相。小说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以揭露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科举制度的罪恶人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暴露了他们空疏无知,堕落无耻的丑恶面目,无情地鞭笞了封建统治阶级昏聩无能,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和专横暴虐,贪吝刻薄的豪绅地主;辛辣地讽刺了虚伪、残忍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为人们展开了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的百丑图。与此同时,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轻视功名富贵鄙视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歌颂了淳朴单纯,自食其力的下层民众,揭示了在地租、高利贷等残酷盘剥下难以生存的卖儿鬻女,投河自尽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悲惨命运和被逼无路的奋起反抗。

1.抨击科举制度

猛烈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败坏人心,祸国殃民韵罪恶,是《儒林外史》的中心思想。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从分科考试中选取人才,分派官职的一种制度。它开创于隋唐,发展于宋元,烂熟于明清。应当说,科举制在它的上升期确曾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选拔有用人才的可取途径,它打破了世族地主对政权的垄断,给庶族地主参加政权提供了机会,与此前魏晋南北朝依门第、身份得官的九品中正制相比,确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随着封建制度的烂熟,科举制也逐步走向腐朽。到了明代,只设进士一科,而且变为主要考八股文。题目只限于四书五经的文句。考生在做文章阐述经义的时候,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模仿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不准称引夏、商、周三代以下的事情,不许阐发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联系当前的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以朱熹等人的注疏为准绳。文章的格式非常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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